1759年，对大清帝国来说本来是一帆风顺的一年。
这个大帝国刚刚消灭了一个心腹大患：四年前， 乾隆皇帝借助准噶尔瘟疫和内乱的机会， 派出定北将军班第、定西将军永常率领大军讨伐位于新疆的准噶尔，并将之平定。这个在康熙皇帝时期开始就一直是清朝关注焦点的内亚巨型集团， 也是唯一能够和清廷抗衡的游牧部落终于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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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几年， 乾隆皇帝再接再厉， 进军南疆， 获得了整个新疆地区的控制权， 并平定了大、小和卓的反叛。到了乾隆二十四年，定边将军兆惠夺取了喀什噶尔(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标志着新疆已经彻底平定， 在乾隆皇帝手中， 大清帝国终于确立了它的辽阔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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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时期的清国版图
然而也是在这一年， 一件小事破坏了皇帝的心情， 这件事是由一艘“红毛夷”的小船引发的。
6月 13 日， 一艘叫作“成功号”的英国小型船舶离开澳门(行政权依然属于中国， 葡萄牙人有居住权和默许的外国人管理权)，向北方进发。到了6月21日中午， 他们来到了浙江舟山附近的泗礁洋面上， 在这里遭遇一艘巡海的清朝帆船战舰。战舰上的把总叫陈兆龙，他发现英国船之后， 连忙将它逼停到了双屿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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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船靠岸后， 陈兆龙对其进行了简单测量：船身长七丈， 梁头一丈四，船上有十二人， 其中一人是黑人。船上有两门铜炮、一门铁炮、四杆鸟枪、四把腰刀、三十斤火药、五十多颗炮弹。这艘船上的夷商叫作洪任，宣称他们是打前站的， 后面还会有船过来， 要到宁波做生意。
陈兆龙将此事上报给他的上司游击将军李雄， 李雄再上报给上级定海总兵罗英笏。罗英笏听说后， 连忙派手下守备娄全赶往现场。与此同时， 英国船到来的消息也报给了浙江巡抚庄有恭。庄有恭的记忆力很好， 得到汇报后，他突然记起洪任似乎前两年也来过。当时， 浙江地区的官员曾告诉过洪任：他以后不能再来这里，只能去广州做买卖。官员们以为他已经明白了， 可为什么过了两年他又来了呢? 他到底想干什么? 难道要走私? 于是庄有恭派人通知定海县(位于舟山本岛) 民政官员， 后者派遣沈岙巡检高云蔚前去调查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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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英国人的记载， 两位军官(陈兆龙和娄全)和一位文官(高云蔚)于6月25日抵达该船， 他们虽然来自不同的部门， 但带来的总兵和知县的命令都是告诉英国人， 皇帝已经下令， 不准他们在浙江做生意， 他们必须回广州去。
英国船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在补给饮用水(清朝官员拒绝给予物资补给，只允许补水)之后， 英国船被迫在当日离开。为了防止狡诈的英国人变卦，清朝海防派船跟了他们三天， 直到他们到了鸦鹊山岛之外， 才撤了回去。
当天， 定海总兵给皇帝写奏折讲述了这件事。三天后， 浙江巡抚也单独给皇帝发了奏折， 两封奏折报告了同一个好消息：英国人被赶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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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的定海
但浙江的文武官员过于天真。事实上， 英国船在摆脱了清朝海防的尾随之后， 不仅没有南下广州， 反而继续北上。7月10日， 它已经到达天津海河的入海口附近。这里是清朝海防的前哨大沽营所在地， 海口处设有堡垒和炮台。见一艘奇怪的船到达， 炮台里连忙派人过来， 告诉船上的人不能进入内河。到黄昏时， 大沽营游击将军赵之瑛来到船上。他曾经在广州任职，见到船上的洪任后感到非常惊讶。
原来， 赵之瑛与洪任是在南方时的旧相识：所谓“洪任”， 就是在广州活动的著名的英国人大班洪任辉， 他是历史上东印度公司培养的第一个由英国人担任的中文翻译(此前都是由中国人担任)，也是一位兢兢业业的商人。这位商人怎么会不带一点货物， 从广州来到天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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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了熟人， 洪任辉这才有机会将他北上的目的和盘托出。
事实上， 在宁波舟山时， 英国人已经声明过他是来告状的， 要将外国商人们在广州遭受的委屈都告诉皇上。这些外国人认为， 广州的官员太坏了，贪污腐败、只手遮天， 将皇帝蒙在鼓里， 为了摆脱这些可恶的官员， 只有北上告状一条路可走了。
洪任辉在浙江也诉说了他的委屈， 但浙江的文武官员们显然不愿意接这桩棘手的事情， 他们只想着怎样将洪任辉赶走——在奏折中他们都隐瞒了这一点。英国人曾经将一封告状信交给浙江的三位官员(陈兆龙、娄全、高云蔚)，希望他们能够将信层层上传到皇帝手中， 但他们拒绝了。后来， 为了尽快让这些惹是生非的英国人离开， 陈兆龙答应将这封信转交给总督。但当英国人离开后， 也许他们并没有转交， 也许转交总督后信在更上层衙门里不了了之， 总之， 浙江并没有向皇帝传递出任何关于这封信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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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浙江的官员不肯给英国人传递信件， 那么， 英国人就算到了天津又有什么用处呢? 浙江至少在早年还接待过海外商人， 知道一些内幕， 天津作为更加保守的北方城市， 又怎么可能帮助外国人传递消息呢?
但这一次， 英国人却是幸运的， 事情的转折就出现在这位赵之瑛身上。听完洪任辉的叙述之后，赵之瑛告诉他：如果他再像在舟山那样， 希望依靠正规渠道将信递上去， 那么信一定会被序列上的某位官员截住。作为帝国官僚体系中的一员， 他对这个体系的弱点一清二楚， 事情的关键在于一定要在短时间内让天津本地的官员都知道有一位洋人来告状， 并且还要让每个人都知道别人也已经知道了。只有这个消息传达到位了， 官员们才会不约而同地选择上报， 洋人的告状才有可能成功。
但想让众多的官员同时知道这件事， 仅仅靠洋人自己是做不到的， 只有他赵之瑛才能够做到。但他做这件事情也是要冒风险的， 那就是得罪所有的官员， 甚至被革职。为了让他冒的风险值得， 就必须给他一笔补偿金。他希望的数目是五千两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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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任辉不愧是活跃于广州的商人， 在他的讨价还价之下， 双方最后同意以二千两成交。
价格谈好之后， 行动立刻开始。7月 19日， 赵之瑛将洪任辉接到他的驻所， 并同时向各方面做了汇报。第二天早上， 天刚亮， 一位官员便来到了船上， 他是奉都统的命令前来问询的。这位都统统率着三千名士兵、十二艘战船， 驻扎的地方距离他们的停留地约二十海里。
这位官员听完洪任辉的汇报后就离开了。上午九点左右，洪任辉由水路被送往天津。当时天津道的道台是那亲阿， 天津知府是灵毓。洪任辉最早并没有接触到这些人， 事实上， 最早接待他的反而是兼管天津海关的盐政官。
7月21日上午十一点， 洪任辉到达天津， 在口岸处有一位官员迎接他，并将他送入海关。约一个小时后，他被引到一间庙宇， 一位天津盐政官员客气地接待了他， 详细地询问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并让他交出告状信。此人表示，可以凭借天津盐政系统将告状信直接上交给皇帝。他会把信交给他的上司， 也就是盐运使本人。但在这期间， 需要洪任辉留在船上， 不过他也不需要为生活担忧， 所有生活物资都会拨发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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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开始从盐政系统发酵， 到了傍晚， 天津道台(也有可能是他派来的下属) 也来见洪任辉了， 于是他又把一封告状信交给道台。到这时，信件已经从两个系统传了出去。天津道官员与洪任辉谈了两个小时， 在一间庙宇里指定几个房间给他居住， 在此等候皇帝的命令， 并再次关照了他的生活起居。
行政系统运作起来之后，知县亲自来拜访。在洪任辉看来， 所有的天津官员都是文质彬彬的谦谦君子，对外国人也显得客气、尊重。但他们对船只的清查却一刻也没有松懈， 大炮被卸下， 船只被看守起来。7月27日， 知县再次前来清查了人员名单， 并告诉洪任辉， 一两天内， 皇帝的命令就会到达。
7月28日， 天津知府来了， 并送来了一大包水果。然而知府对告状一事并不在意， 他关心的是另外的问题， 一再询问洪任辉是否受人指使， 在宁波是不是有内应，等等。洪任辉表示没有受任何人指使， 也没有内应。知府临走时将仆人留下， 照看英国人的起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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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晚上六点， 知县再次到来。这次他带来了好消息：英国人的告状信已经传到了皇帝手上。皇帝大怒， 派两位钦差大臣前往广州彻查， 分别是给事中朝铨、福州将军新柱。皇帝给大臣的命令中，要求到了广州后先将广州的海关监督李永标免职并抓起来， 让两广总督李侍尧兼任海关监督， 然后再和两位钦差大臣一起彻查海关的问题。只要查出来真的有问题， 就将李永标正法， 以儆效尤。
皇帝在谕旨中还着重点出：事涉外夷， 关系国体， 务须彻底根究， 以彰天朝宪典。这样的话语不可谓不重。
洪任辉是从海路到达天津的， 可现在， 作为告状人， 按规矩他不能再原路返回， 只能跟随皇帝的钦差朝铨一同从陆路回去。为了免除洪任辉心中的疑虑， 知县还专门告诉他，之所以走陆路， 恰好表明他告状成功了， 皇帝相信了他的话。洪任辉听后安排船只单独回去， 他自己跟随皇帝的人马从陆路返回南方。天津各级官员的君子之风让英国人赞叹不已。
至此， 洪任辉的冒险大获成功。英国人凭借一己之力， 终于突破了中央帝国重重的信息屏障， 将海关腐败的消息传递给帝国的最高统治者， 也就是乾隆皇帝本人。
但是， 冒险成功的他真的告状成功了吗? 我们不妨先看看当时清朝的海外贸易是如何进行的， 这样才能理解洪任辉为什么告状， 他告了什么状， 才能理解事情后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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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时期的外贸规则在洪任辉告状之前，康熙皇帝制定的海外贸易政策已经运行了几十年。康熙二十三年(1684)，随着清廷收复台湾， 康熙皇帝改变了之前的海禁政策，采取允许贸易的姿态，开放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四个海关，与海外做贸易。
这项政策对四大海关的影响各有差异， 最终， 海外贸易大部分向广东倾斜， 其余三个海关并没有形成气候， 原因之一在于贸易不便。葡萄牙人从明朝开始就借居在澳门， 这给海外商船提供了便利——其他地区最初不允许海外商人居住， 他们只能首先到澳门停留， 再进入广州开展短期贸易。而其他海关没有形成便利的条件， 加上有的距离产地较远， 不具备金融条件， 或者位置比较偏僻， 官员没有理解海外贸易的重要性而采取了抵制的姿态， 等等，最终没有形成贸易港。
从西方商人的角度看， 广州海关最初虽然提供了贸易的便利， 但随着岁月的增长， 形成了各种利益集团， 导致弊病重生， 不仅关税奇高， 并且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各种互相矛盾的指令让海外商人处处受到刁难和盘剥。
在洪任辉时代， 一艘海外商船如果想到广州做贸易， 需要经历哪些步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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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必须把船开到澳门。澳门虽然居住着葡萄牙人， 但行政管理权依然属于清政府的香山县， 而对海外商人的贸易行为进行管理的还有另一个叫海关监督的机构。船到澳门之后，必须先找中国官方认可的引水员， 由他报告驻于澳门的同知(属于清朝的官员)，请求他开出印照， 注明引水员的名字和船只名称、人数等之后， 才能获准在引水员的带领下进入珠江， 前往虎门。
在虎门， 船只在这里接受丈量， 按照船只大小缴纳一笔数额巨大的费用——船钞。这笔钱只与船只大小有关， 哪怕是空船也必须缴纳。
其次， 商船开往广州黄埔， 在这里， 船上的负责人(称为“大班”)谒见海关监督， 并与十三行的行商联系。外国商人不得自由买卖商品， 必须在十三行中选取一家作保， 这一家也就成了这艘船的保商。保商不仅完全包揽(或分发)这艘船的买卖， 还负责担保这艘船的所有人和事， 一旦船员出了问题， 政府往往重罚保商， 当然， 这笔钱最终还是要找商船来付， 因为保商会设法把费用加入货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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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商将船上的货物卸入自己控制的仓库之中， 理论上， 这些商品一旦进入仓库， 外国商人就不能够再接触它们了。如果保商自己能够包销这些商品，并有充足的出口货源(主要是生丝、布匹、茶叶等)，就直接与外国商人进行贸易；如果保商自己货源不足， 便再联系其他行商， 组成一个财团， 向这艘船供货， 并买走船上的物品。大部分情况下， 一家保商不足以对接整艘船，往往需要组成这样的财团来集体协作。
另外， 对于清政府来说， 保商更重要的任务是负责帮助商船缴税。也就是说， 除了最早的那笔船钞是由商船直接缴纳给海关监督之外， 剩下的税款(包括货物税和其他苛捐杂税) 都是先由保商代缴， 等商船上的货物卖掉后，再从货款中扣除， 代缴的费用归还给保商。这样的做法使得政府一开始就拿到了大量的税收， 而不用管实际销售情况。
这样做最大的好处还是彻底拿走了外商的抵抗权。比如， 如果政府直接向外商摊派苛捐杂税， 他们有可能不交， 但中国保商却缺乏坚强的抵抗意志，往往政府说多少钱就缴纳多少钱。事实上， 他们也不在乎出了多少钱， 因为事后再去找外商把钱要回来就可以了。外商即便不想缴纳， 但由于他们的货物已经抵押在保商的仓库中， 同时， 他们还要仰仗保商购买出口货物， 甚至连吃喝拉撒都要麻烦保商， 所以也不敢得罪保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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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货物税和船钞这两项被认为是正税之外， 税款还包括以下多个品种的苛捐杂税：
第一， 买卖中每两银子抽三分九厘的“分头银”， 以及雍正时期加征的十分之一的“缴送银”。在这里， 我们可以先不去理解这些名目的意义， 只需知道这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第二， 分送给大大小小官僚的“规礼银”。这些规礼银实际上就是上下打点的各种费用， 既有比较合理的， 也有不合理的。其中合理的包括付给丈量船只者、账房、库房、翻译等人的小费， 相当于他们的工钱：这些人付出了劳动， 但他们很难从政府那里得到工钱， 只能由外国商人支付。不合理的费用包括给各种炮台兵丁守卫、大小官吏的礼钱。这样说还不足以体现规礼银的问题， 真正令人感到恐怖的是各种各样的规礼银加起来的数目：规礼又分为进口规礼和出口规礼， 各有三十多项， 进口规礼每船一千一百多两， 出口规礼也有每船五百多两。这些规礼钱都由保商负责四处打点， 最后由外商统一交付给保商。
第三， 为了抵消银钱熔铸和运输损耗而支付的平余和加耗。这是由于清朝使用白银交易， 在铸银过程中必然产生损耗， 所以需要收取损耗钱， 只不过这里收的钱数往往远超过真正的损耗。
第四， 由海关监督收取的担规， 按货物重量征收， 每一百斤收取白银三分八厘。这笔交给海关监督的钱， 又是一笔灰色收入。需要说明的是， 皇帝是知道这笔钱的。在清朝的官僚体系中， 海关监督是一个肥缺， 也是一个需要耗费大量精力的差事。但海关监督的级别并不高， 仅仅靠皇帝发的俸钱是不够用的， 因此皇帝允许海关监督收这笔钱来补贴家用和办公经费。此外，海关监督还会将一部分钱送往京城， 或孝敬皇帝， 或补贴其他官员。
第五， 其他劳务人员的俸钱， 如引水员、通事、杂项， 也向外商摊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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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说不清道不明、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各种苛捐杂税之外， 外国人还对清朝各种限制他们人身自由的规矩感到忍无可忍。比如， 外商不得进广州城， 只准住在珠江边的商馆里。他们还不能常年待在商馆里， 只能随船而来， 随船而去， 除非澳门允许他们常住。外国人在商馆里不得雇佣中国的闲杂人员， 只有负责买卖的买办、通事可以与他们打交道。外国人不能学习汉语， 也不准中国人教他们， 还不得找中国人传递消息。外国军舰不得驶入珠江， 外国船不得装备枪炮。外国人不得在商馆外活动， 不得乘坐肩舆， 不得携带外国妇女(包括妻子)，等等。这些措施不是一时形成的， 事实上， 在康熙时期并没有那么多规矩，但随着管制的加强， 各种因时而变的陋规得不到清理， 就变成了永久性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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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苛捐杂税， 还是对人身自由的限制， 都让外国人感觉到生意越来越难做。他们将怒火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 那就是海关监督。但他们又找不到任何途径去掉这些规矩。他们也曾经给两广总督写过信， 但两广总督与海关监督并不属于一个系统，没有监察权， 所以只能与海关监督商量着解决问题。与此同时， 两广总督也调查不出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毕竟各种各样的规矩都不是胡编的：外国人不准出行， 对外国人来说确实很难受， 但总督一查规章， 的确有这样的规矩， 只能表示爱莫能助——规矩毕竟是规矩。因此，外国人虽然多次举报， 甚至连十三行的行商也感觉生意越来越难做，但两广总督的调查均显示一切正常， 没有什么问题， 最后事情总是不了了之。
海外商人越不过两广总督这一关， 就无法扳倒海关监督， 在满腹怨气中，他们终于决定走一步大棋：绕开广州， 寻求在其他港口进行贸易。
宁波的贸易尝试与后来人们的普遍印象不同， 清朝在当时还没有实行一口通商的政策。自康熙中期以来实行的就是四口通商政策， 既然广州的陋习越来越让人无法忍受， 那么理论上， 海外商人是可以前往其他港口进行贸易的。
早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英国东印度公司就试图派人驻扎宁波，在那里开展贸易。但他们发现，宁波的贸易氛围更加不友好。英国人虽然在最初受到了总兵的善意接待， 但由于当地官员不熟悉规则， 在层层汇报和推脱之后， 得到贸易允许已是两个月之后的事了。至于英国人提出的长期留人驻守的请求， 也被官员否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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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负责外贸的宁波港，其实是定海县的岛屿口岸。定海县位于舟山群岛的本岛上， 要前往宁波还需要坐船。政府为了将夷人与本地人隔绝开来，就把对外贸易港设在岛上。在岛屿上的对外口岸由于缺乏物资， 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市场。而中国大商人都集中在大陆上的宁波港， 那里不允许针对西方的外贸。政府管理财政的官吏也全驻于宁波， 总督则在福州， 巡抚驻杭州， 在舟山的只有总兵和定海知州， 他们品级虽低， 控制欲却很强。
在这里， 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粤海关的海关监督就在广州， 而且拥有独立的权力， 虽然有着太多的腐败和灰色地带， 但只与一个官员打交道还是比较容易的；浙海关的海关监督却并不独立， 有太多的官员可以指挥他，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英国人需要和各级官员纠缠， 因此打交道更加困难。
如果在舟山贸易， 不可能找到太多的货物， 却要应付大量的官吏。正因为这样， 当初英国人抛弃舟山， 选择了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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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半个世纪之后的乾隆十八年(1753)，由于广州贸易越来越弊端重重， 宁波再次成了英国人的候选。于是， 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发出详细训令， 派广州商馆通事洪任辉随船前往宁波，了解那里的贸易条件在半个世纪以来是否有了较大的改善。
洪任辉带着“霍尔德内斯伯爵号”(船长喀喇生)于当年5月2日离开澳门， 5月 24 日抵达舟山的鸦鹊山岛。到了5月28日， 舟山派出士兵来迎接他们。6月2日， 他们在舟山停泊。也是在这一天， 当地(舟山口岸)的文武官员来到船上， 彬彬有礼地询问了基本情况。当听说英国人是来做贸易的时候， 这些人甚至非常高兴。
不过， 舟山口岸的官员并不能拍板， 于是他们将英国人到来的消息传给宁波，等候上级的指示。在等候期间， 舟山本地人络绎不绝地前来查看英国人的船只。事实上，他们对英国人的船只都表现出了善意和渴望。显然， 广州贸易的繁荣已经影响了这里的观念， 人们不像半个世纪之前那样保守和充满防备心。
英国人借着这个机会拜访了当地官员， 官员们为迎接尊贵的客人打开了中门， 表现出很大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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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早晨， 以洪任辉为首的英国人坐着小艇被送往宁波， 当天晚上到达。第二天由于下大雨，不能外出， 英国人住的房子周边挤满了看热闹的人们， 这也是好兆头。
之后， 英国人拜访了宁波的官员， 官员们客气地告知他们， 需要等候当时在杭州的海关监督的指示。两天后， 海关监督亲自来到宁波。他见了英国人也非常高兴， 因为这意味着贸易机会。当广州变得越来越繁荣的时候，宁波人也想从贸易中分一杯羹。海关监督热情地接待了英国人， 并鼓励他们尽快展开贸易。在他的慷慨允诺下， 贸易的地点也不再局限于舟山， 而是延伸到宁波这个更大的港口， 这样便于与内陆交流。
跟随洪任辉前去的是船长喀喇生， 他乘机提出要求， 递上了一封事先准备好的汉文文书， 其中列出英国人希望宁波提供的十九项便利条件， 包括不需要拆除船上的炮位、给外国人国民待遇、平等地进行贸易等。按照这些要求， 在广州的一系列陋习将得到纠正， 宁波将出现更加自由的贸易规则。
英国人递上这些条款时， 并不指望海关监督能够答应多少。但出乎他们的意料， 海关监督一口气答应了其中的十七项， 剩下的两项在他们看来是无关紧要的。事实上， 他们似乎存在一种共识， 即贸易是对双方有利的——英国人渴望做生意， 当地官员也在意财政和本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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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别时， 海关监督还答应给予他们更大的权利——比本地商人更受优待。英国人也没有像在广州那样被限制自由， 他们可以随时去会见海关监督和其他官员。除了海关监督， 浙江巡抚也在他们的门口张贴了告示， 允许外商前来做买卖。从这里也可以看出， 即便在清朝， 与海外开展贸易也是官员们会主动选择的选项之一。
不过， 具体进行贸易时， 困难还是存在的：英国人主要是来收购茶叶的，而宁波的商人由于长期处于对外贸易的体系之外， 对于规则和价格都不熟悉，所以成果并不大。
即便如此， 洪任辉等人依然非常看好这里的贸易前景： 根据海关监督送来的税则， 这里缴纳的船钞和货物税只有广州的一半， 加上没有其他的苛捐杂税， 在此贸易是有利可图的。第一年大家都准备不足， 但如果从长远看，浙江有着大量的生丝和绿茶， 是当时最富庶的地区， 只要英国人年复一年地来， 那么在宁波官员和商人的合作之下， 很快就会产生辐辏效应， 宁波也很有可能成为浙江地区的主要出口港。
然而， 就在一切顺利发展时，一个星期之后， 麻烦来了。这一天， 清政府的官员突然传来了一道命令，要求首先将英国船上的大炮、枪械等武器全部上缴， 等到离港时发还。在未来， 这样的做法会成为常态， 但在当时，连广州都没有这样要求。接着， 原来商定的税额也被提高——之前的税额只相当于广州的一半， 但这时却要与广州缴纳等额的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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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命令来自驻地在福州的闽浙总督， 他是浙江巡抚的上司， 比宁波道台高两级。虽然巡抚和道台都对英国人有过许诺，但总督的命令让他们的承诺成了泡影。
困扰浙海关的官僚层级过多的问题再次显现。在粤海关， 由于海关监督是独立的， 因此他制定的法令不会被上级官员轻易推翻；但在浙海关， 海关监督并不是独立职位， 英国人必须应付众多的官僚， 而闽浙总督具有巨大的权威， 可以干涉贸易。
宁波道台和浙江巡抚为了安抚英国人， 表示他们会上报皇帝解决问题。但在此之前， 他们必须服从总督的命令拆卸炮具， 这样才能进行贸易。英国人只好暂时服从， 并等待转机。
9月， 人们传说皇帝已经回信了。英国人虽然不一定相信这样的传言，但发现自己的处境更加糟糕了：闽浙总督已经全权接管了贸易， 并不断地斥责宁波和舟山对外国人过于软弱。
不过， 当地人还是很喜欢贸易的， 在宁波道台和浙江巡抚的关照下， 英国人的这一次贸易最终完成了。正税虽然提高到了与广州同等的水平，但由于没有形成复杂的苛捐杂税体系， 整体税负依然比广州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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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贸易的顺利完成并没有给英国人带来喜悦， 因为那团阴影已经越来越大了： 闽浙总督的干预可能会持续存在， 甚至压倒巡抚和道台的善意。
为什么这位总督会反对明显对当地有利的贸易呢? 英国人百思不得其解。直到其他官员提醒他们说， 这位闽浙总督与两广总督关系密切， 如果浙江给了英国人太多优惠条件， 会破坏广州的贸易， 因此， 闽浙总督选择干预下属。
对于这样的说辞，英国人也是将信将疑。第二年， 英国船只“格里芬号”和“哈德威克号”再次到达宁波， 以较低的税率完成了贸易。但在他们离开的时候， 总督突然送了一封信过来， 明确告诉英国人：第三年时这里的税率将会大幅度提高。
第三年， 英国船只“翁斯洛号”到达浙江， 此时情况果然出现了变化。当他们到达时，首先， 官员们要求他们不得再像前两年那样前往宁波， 而是只能在舟山这个小口岸贸易；其次， 他们宣布将税率提高到广州的两倍。
据浙江的官员说， 广州的商人和官员拿出了二万两白银到京城四下活动，诱导皇帝对浙江加税。皇帝最终授权闽浙总督确定了更高的税率。
这样的说法到底有没有依据， 依然不得而知。但接下来事情的发展印证了该说法的可靠性：就在船只到来的时间段里， 原来的闽浙总督死了， 这本来是好事， 但继任的闽浙总督却是原来的两广总督杨应琚， 这就意味着广东的规矩已经一统天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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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时， 英国人才相信了广东影响浙江的说法。在他们看来， 广东官员是邪恶的代表——他们不仅控制了广州的对外贸易， 还把持着整个东南沿海地区的政策， 让其他地方的官员即便有心也无法加强对外贸易。
在宁波地方官员的斡旋下， 第三次贸易也完成了， 但在临走前， 新任闽浙总督派人给英国人捎信， 告诉他们明年不得再来， 如果再来， 那么一是税率还将大幅提高， 二是总督将直接下令拒绝贸易。
上述三次贸易让英国人意识到， 在宁波， 当地官员是非常欢迎海外贸易的， 因为他们可以从贸易中得到实际的好处。但整个东南地区已经在广东的阴影之下， 这可以从两任闽浙总督的履历和立场中看出来：第一任虽然在浙江当官， 但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维护广州的利益， 而第二任甚至就是直接从广东调任过来的。因此， 英国人认为， 广东官员在沿海地区已经只手遮天，甚至可以左右皇帝获得的信息， 让他错误地下发对广州有利的命令，再由广东官员进行事实上的垄断。
浙江这三次外国商船贸易的大班都是洪任辉， 他见证了宁波贸易的整个过程。到了第四年， 也就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当宁波果不其然地拒绝贸易时， 洪任辉想到了唯一能打破广东人对贸易垄断的方法：告御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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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定要让皇帝知道真相， 知晓这些广东官员如何将帝国的资源玩弄于股掌之上， 从而放弃了最佳的商业机会。他相信这样的贸易体系是大多数人都无法忍受的， 不仅外国人受不了， 就连广州的行商也受尽盘剥， 不时地出现破产。而其他地方的官员和百姓也渴望着贸易，只是被专横的官员压制了。这些高层官员串通一气， 欺上瞒下， 造成的损失却是由帝国和大多数百姓负担。他相信皇帝知道真相之后，一定会主持公道。这才有了开头的那一幕，英国人成功地把消息传递给了皇帝， 皇帝下令彻查。
但他的愿望真的能实现吗?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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